理学的出现 宋朝（公元960~1279）在军事方面弱于唐朝，因而被局限于较窄的国境之内。但是，当时中国本土文化的成长，因受到雕版印刷的发明发展，纸币的流通和用煤炼铁等的刺激，使其技术改进竟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由于政治家们都从事于尽力解决如何使原有制度尽量适应崭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新情况，因而，政治争论便盛行起来。他们的论战是如何引用和重新解释基于周汉经书的关于政治格言的传统材料。象范仲淹（公元980~1052）和王安石（公元1021~1068）以及他们论敌的著作，都表现了复兴了的儒学的注重实用的一方面。在政治路线之外，文学、历史和所有其他学科的学者都活跃起来了，如沈括这样一些人的笔记，是以向数学和自然史这样一些领域猎奇而显异于众的，这些学科都是过去中国知识界从来就不会感兴趣的东西。
狭义上的新儒学的复苏过程，可以从周敦颐（公元1017~1073〕通过邵雍（公元1011~1077）张载（公元1020~1077）、程颐（公元1033~1107｝和程颢（公元1032－1085）兄弟，及最后集大成者朱熹（公元1130~1200）这些思想家的传统线索追踪出来 这些思想家继续从事李翱建立的一套能与佛教抗衡并能取而代之的儒家的玄学体系和伦理学体系。
把周敦颐和邵雍看作新儒学的先驱者比看作奠基者似乎更好一些，他们两人都曾受过流行于晚唐的道教界思想模式的影响，并都曾集中精力进行过关于宇宙理论的探索。张载也参与了发展一种基于阴阳互补原理的思想体系的工作。
二程兄弟由于把重点从宇宙哲学转移到人事方面来而使这个运动更臻于成熟。程颐对张载的“气”（按字面翻译就是“空气”或“呼吸”），增加了一个“理”的概念，就是“理性”或“模式”，从而为作为世界和人心基础的理性。做了结构性原理的补充。这种哲学就以理学，或关于理的研究而著称。其兄程颢沿着程颐的道路发展了自己的哲学，但是因着重点不同，从而产生了一个以“心学”或“关于心的研究”而著名的新儒学别支。
一个世纪之后，朱熹给程颐首创的哲学体系以一种确定的形式。在朱熹看来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是通过“格物”（借自《大学》的一个词汇）而实现的。这一点被解释为无论是对于经书的探究或对于所有与人有关的每件事物的研究，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虽然不是劝导人去对自然界进行科学研究，但是这个口号使人们从研究人的内心转向研究与外在的同代人的关系上去，并使之离开佛教徒和道德徒只是专心致志于内心世界的那种作法。作为一个哲学家，经书训诂家、历史学家和广阔多样性题材的著作家，同样作为一个教师和官员。朱熹自身孜孜不倦的、积极的、丰富多彩的一生经历，为他的这种理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朱熹对儒学所作的解释，特别是当他为之作注的《四书》成为官方文官考试的基础之后，很快就成为儒学的正统派《 四书》包括《论语》和《孟子》，再加上择自《礼记》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合而成书、自新儒学运动开始，这部文集就曾占突出地位，但是作为首次定型，公之于众的还是朱熹。
在中国，由朱嘉奠基的新儒学正统直到中华帝国结束之日（1911），才算终止。它也曾传到日本和朝鲜，特别是在朝鲜，它沿着一条特别严密特别狭隘的道路进行发展的结果，几乎使佛学也为之减色，朝鲜的这种自相矛盾着的教文却远离了朱熹原来的宗旨。但是，也还保留了其教导的某些特色，比如大力强调忠，就很适合专制主义的口味，那么，由于借用忠而由国家出版他的著作，就不完全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偶然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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